引言

7世纪以后，日本的封建统治者是在日本尚未形成自己的政治理论，而国内外形势又迫切需要进行社会改革的情况下，援用中国儒学为其提供政治理念儒学教育机构怎么样，对儒学表示认同的。自大化革新直至12世纪后期，日本一直存在着较完整的学校系统。

多维价值观模式的萌芽

中国儒学的“天命”观和“王土王民”、“德治”、“仁政”思想等，在日本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对建立古代天皇制中央集权制度确曾发挥了有效的推动作用。这样，“以礼为本”的议论并未超出引经据典的范围，难免落为空谈。此外，儒学思想与日本封建政治的结合，日本天皇仍自称“明神”即“现人神”，象历代天皇一样，以太阳神直系后裔而自居。而且，在圣武天皇（724年－749年在位）以后，佛教与天皇制政治的关系亦日渐密切。圣武天皇于741年下令每国（地方行政单位）建“国分寺”和“国分尼寺”，继而又在京城建东大寺。

到了奈良时代末期，佛教礼仪已成为宫廷礼仪的重要部分。虽然受到宫廷保护的佛教被赋予的使命是“镇护国家”（即祈求天皇制统治的现世利益），并不符合佛教主张出世、追求彻底解脱的根本义蕴，但是，这终究表现了日本封建统治者企图使佛教国教化。这表明当时的日本人是同时容纳了来自不同民族文化的信仰和价值观的。有的学者根据现代日本同时并存佛教、神道教和基督教这一现象，认为日本人的价值取舍行为中存在一种多维价值观模式，并认为日本人这种有异于其他民族的多维价值观模式是明治维新以来的产物。这种观点无疑是很富于启示意义的。

但我以为还应看到日本人或日本文化的这种多维价值观模式在日本古代即已现端倪。这种多维价值观模式，不是只用某一个价值标准来衡量所有的信仰与价值观，而是用多方向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例如，原始神道可以用来说明天皇统治在血缘上的正当性，佛教可以用来“镇护国家”或祈求“转病延寿，安住世间”，儒学则可以提供天皇制政治统治的原理。日本人并不拘泥于不同的信仰和价值观在理论上的差异，而更为注意这些信仰和价值观的功用。“有用即有价值”这种非理论的实用主义正是日本人多维价值观模式的来源。

古代学校中的儒学教育

在中央有设在京城的大学寮，地方有国学（日本的地方最高行政单位称“国”），此外还有大学寮别曹和私学。大学寮是日本古代的国家级学校，也是日本古代学校的典型。大学寮较国学建立为早。但它始建于何时，当时的具体状况如何，因史料有限已难于详述。一般认为，大学寮可能始建于飞鸟时代的天智天皇（662年－671年在位）时。《日本书纪》天智天皇10年（671年）正月条有百济人鬼室集斯任“学职头”的记载。一些学者认为“学职头”就是以后的“大学头”（大学寮的长官）。

在8世纪中期编成的日本第一部汉诗集《怀风藻》的序文也说，在天智天皇时“建庠序”。这里所说的“庠序”也可能指大学寮。以《日本书纪》的有关内容与《怀风藻》的序文相印证儒学教育机构怎么样，可知大学寮始于天智天皇时的说法，大抵无误。在《日本书纪》的记载中初见大学寮的名称，则是在稍后的天武天皇4年（675年）条。在日本形成从中央到地方的学校系统，恐怕是更晚些的8世纪奈良时代的事。8世纪制定的《大宝律令》（701年制定，702年实行）和《养老律令》（718年制定，757年实行）中，都有“学令”。

“学令”对大学寮和国学的机构设置、教学内容和考核方法等作了明确规定。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大宝律令》和《养老律令》的“学令”，不过是模仿中国唐代的永徽令和开元3年令的相应内容。当然，模仿中也有取舍。从其取舍即可得知儒学传授在日本古代教育中的重要地位。日本的大学寮相当于唐制的国子监。唐国子监下属的学校有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6学。其中的国子、太学、四门3学专门教授儒学。国子监的长官叫祭酒，6学教官26人，学生定员2210人。日本的大学寮实际是唐制6学的缩小和统一。

大学寮属式部省，长官称大学头。大学寮最初仅设明经道（儒学科）和算道（数学科）。学习儒学的明经道学生最多，定员400人。算道学生定员仅30人。8世纪中期虽又增设文章道（教习诗文、史籍）和明法道（教习法律），新置文章博士和律学博士，但学生定员不过各为20人与10人，仍以习儒学的明经道学生居多。若从学校规模和教官、学生定员看，日本的大学寮要比唐代6学小得多。唐6学的在学者（包括留学生），在唐太宗时曾多达8000余人，而日本大学寮的学生满员时不过460人。

然而，若从专习儒学的学生所占比例看，日本大学寮却比唐6学高得多。日本的大学寮原则上不接纳庶民入学，较之唐的6学，具有更明显的贵族学校性质。只有5位以上贵族的子孙、东西史部（世代以文为职业的家族）和8位以上官吏的儿子以及国学（地方学校）的毕业生，才可进入大学寮。而唐的四门、律、书、算学却是对庶民开放的。进入大学寮无须考试，学习期限9年，入学年龄为13岁以上、16岁以下。

日本大学寮的教科书与唐制相近。明经道的教科书都是儒家经典，而且必须使用规定的注释。依“学令”规定，教科书有“九经”，即《周易》用郑玄和王弼注，《尚书》用孔安国和郑玄注，《周礼》、《仪礼》、《礼记》、《毛诗》用郑玄注，《春秋左氏传》用服虔和杜预注，《孝经》用孔安国和郑玄注，《论语》用郑玄和何晏注。与唐制比较儒学教育机构怎么样，所用教科书少了《老子》、《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九经之中，日本大学寮又以《孝经》和《论语》为必修，另可选修其他2种、3种或5种经典。

唐制则还以《老子》为必修经典之一。相形之下，日本大学寮较唐6学更注重儒学传授。教授经典的方法是先“素读”后“讲义”。这与唐6学稍有不同，唐6学无“素读”。“素读”就是用汉音诵读经典原文，对于初识汉语汉字的日本学生来说，这是不可缺少的步骤。“讲义”则是以法定注释解说经文。学生考试有“旬试”和“岁试”，考试内容也是背诵经典和依注释讲解经文。不及格者要挨教鞭，以为惩罚。这种填鸭加体罚式的儒学教育，自然不会导致对儒学理论的创造性理解与发展。

大学寮在培养未来的官僚时，当然要以儒家典籍作为主要教学内容。大学寮明经道和文章道的学生经毕业考试合格后，即由大学寮申报太政官。这些毕业生被称为“举人”。“举人”与“贡人”（由地方推荐的国学毕业生）一起在式部省接受任官考试。考试分四科（秀才、明经、进士、明法）进行。合格者依成绩高下授不同官职。唯独算道学生，毕业考试合格即可任官。然而，各科考试入选者所授官位并不高，如秀才科考试优秀者仅授官正8位上，与5位以上贵族之子可由荫庇授从8位上官位，相差无几。因而大学寮不过是中级行政与技术官僚的养成所。

国学设立较大学寮为晚。据《养老律令》规定，每国设1所国学，置国博士1人为教官。国学的学生定员因国而异，大国50人，上国40人，中国30人，下国20人。学生须是地方官吏子弟。定员不足时儒学教育机构怎么样：日本早期儒学的传播体系，援用中国儒学为其提供政治理念，才允许庶民子弟入学。学习内容与大学寮明经道相同，也都是儒家经典。学制9年。毕业后或成为地方官员，或进入大学寮学习。大学寮别曹最初是皇族或贵族的私人教育机构，收留大学寮学生住宿，或为皇族、贵族子弟进入大学寮作学前教育，以后渐被公认为大学寮的附属机构。

著名的有皇族的奖学院、藤原氏的劝学院、桔氏的学官院等。其教学内容也是以儒学为主。私学情况则较复杂。有称为“村邑小学”的地方初级识字学校，也有著名学者开办的以学习汉诗文与中国史籍为主的私塾，其中以菅原氏的私塾规模最大，在著名学者菅原道真任塾主时，“门徒数百，充满朝野”；还有空海等名僧设立的佛学私塾，如综艺种智院等。这3类私学中，从数目看，以第2类进行广义儒学教育的私塾居多数。它们多少具有大学寮的预备校、补习校的性质。

结语

前述的日本古代封建统治者同时容纳固有民族神信仰（即原始神道）、儒学和佛教这些异质信仰与价值观，就体现了日本人的多维价值观模式。在日本人看来，这些异质的信仰和价值观在说明世界时都是有效用的，只不过有效用的范围不同。7世纪至12世纪的日本学校教育体系，实际上就是当时早期日本儒学的传播体系。这一教育体系的兴废及其所表现的特征，自然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反映早期日本儒学的兴衰及其特征。